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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证成德治的重要性时，德治论者往往诉诸建立在道德与法律多重比较基础上的道德的功用。但这一思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，没有充分意识到诉求的前提与达致的结论之间的巨大鸿沟。从总体上来说，这一证成思路面临着一些一般性的问题，诸如怎样从事实判断通达价值判断、如何解释道德建设的重要性、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必要性、如何厘清国家的权限等。当我们具体考查德治论者在证成德治时诉求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，也清楚地发现，这些关系要么根本与证成德治无关，要么与证成德治仍有很远的距离，有些关系则进一步说明了推进法治的重要性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证成德治时，德治论者要么完全舍弃这一思路，要么能很好地应对这一思路面临的诸多问题。

　　《道德的功用与以德治国》，载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，2019年03期

　　清初，惨烈的大事变延续既久，被迫“左衽”的文化屈辱又创剧痛深；同时，晚明的文化繁荣产生出了一大批文才卓异、思想丰富的作家。因缘际会，“诗史”的文学思想便得到了空前的发育。这个时期，思想方面的领袖，当首推黄宗羲；文坛的领袖人物，无疑是钱谦益与吴伟业。他们的“诗史”观念以及率先垂范的创作实践，都对风靡一时的“存史记事，铺陈为尚”的诗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而清初“诗史”书写的风潮之所以不过二三十年就骤然消歇了，主要是由于外部与内部因素造成的：随着清王朝统治趋于稳固，社会生活逐渐“常态化”，“史材、史料”随之匮乏；同时文网渐密，更多的人对敏感话题避而远之。另一方面，“诗史”观念的内在矛盾性“诗贵隐曲，史贵直切”，限制了作家高水平创作的可能；而生硬地“以诗为史”，也给诗歌增加了难以负荷之重。一成风气，免不了鱼龙混杂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　　《存史记事,铺陈为尚清初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》，载《南开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9年02期

　　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，是社会成员获取社会地位和尊重的主要渠道之一，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的进步与民族复兴，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。研究发现，中国教育一直在进行着结构上的调整，普通高校机构数、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、学前教育机构数占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，中国教育正不断向职业化、高端化方向发展。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教育资源、教育活动、教育成就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，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非均衡程度不同。未来，中国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，促进教育与经济可持续地协调发展；要加快缩小地域经济差距，推进教育公平、包容、均衡发展；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；要加快构建先进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，推进中国向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迈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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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40年来中国的教育及其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》，载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9年03期

　　法国于1968年开启“大学自治”运动，立法者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导，逐步充实“大学”的法律人格，努力实现大学在组织和管理上的自治。在内部治理体系中，这具体表现为“大学校长”与“行政委员会”之地位的提升，以确保“大学校长”对大学的全面领导，从而有效贯彻大学的发展规划。2007年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内部的行政权，同时，这也对大学教师所传统享有的“自治权”构成了威胁，引发了法律纠纷。宪法委员会及最高行政法院借此介入其中，重新确立了对大学教师之独立与自治的保障，这也驱动法国立法者在2013年再次开启了教育体制改革，以重新寻求“大学自治”与“教师自治”的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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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法国的大学治理:在“大学自治”与“教师自治”之间》，载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》，2019年02期